原文2015年5月17日於政大大學報部落格發佈，可見：http://uonlineblog.blogspot.com/2015/05/blog-post_90.html
我們平常在報章雜誌、電視或網路上看到的新聞照片難以計數，這些珍貴的畫面卻非唾手可得。為了探究真相、捕捉關鍵時刻的畫面，站在第一線的攝影記者扛著沉重器材、辛勤奔走各地，讓我們不需親臨現場便可見證實況，並透過鏡頭延伸了閱聽人的視野。然而，近年科技飛躍發展，人人都能成為記者，用手機拍下關鍵現場畫面，那麼攝影記者的價值何在？
追查通緝犯行蹤 機智潛入臨危不亂
攝影記者拍攝時常遇到種種阻撓，被衝突波及、拒之門外，甚至鏡頭可能遭到阻擋、破壞。現場有各種突發狀況，攝影記者不僅需要臨機應變、冷靜思考且敏銳觀察，還要在善惡是非、真假難辨的謎團中保持明亮雙眼，記錄真實畫面。
《蘋果日報》財經組攝影記者莊宗達，西元2013年接獲長官下令，要完成一項艱難任務。當時東帝士集團老闆陳由豪，因涉及多項弊案被通緝。捲款潛逃中國的他在當地砸大筆金錢投資多項大型產業，成為重量級投資客，也因此中國官方遲遲未將他遣送回台面對司法審判。
接獲線報的《蘋果日報》得知潛藏許久的陳由豪將會現身廈門，於旗下某飯店出席一場盛大的迎賓會，「他不可能讓我拍。」莊宗達篤定的說。陳由豪是通緝犯，行動必定格外低調，該宴會的時間及地點更是滴水不漏，不可能接受媒體採訪及拍攝。
當時，飯店內共有四、五會議廳在辦活動。為了打聽到陳由豪的確切行程，莊宗達在會議廳之間打轉了好幾天，屢次碰壁才獲得重要訊息。
陳由豪現身當天，莊宗達被阻隔在外，無法近身拍攝，只能先用長鏡頭嘗試拍攝他現身飯店的畫面，效果卻不佳。為順利拍到陳由豪，他必須要突破防線、潛入會場。莊宗達耐心等待場控出現漏洞，趁著會議室內燈光轉暗、播放影片，視線不清下工作人員難以辨別出入會場者的身分，終於成功潛入會議室。
陳由豪於影片播畢後上台致詞，莊宗達便迅速衝到台前，接連按下快門，順利拍到畫面。未料約一分鐘後，場中便有人察覺不對勁，上前質問莊宗達的身份。面對突如其來的狀況，即使緊張與不安的情緒在內心翻攪，他必須故作鎮定冷靜應對。
「我跑錯了，不好意思。」莊宗達報上另一會議的名稱，聲稱自己是負責拍另一場合的人。但工作人員並未就此放過他，要求他在現場刪除相機記憶卡中的照片。危機當前，莊宗達僅能答應，當場按下刪除鍵。工作人員沒有任何疑慮，便放走了他。
莊宗達說：「其實刪記憶卡檔案沒什麼用啦，我可以用電腦把那些相片救回來。」面對考驗臨危不亂，不但使莊宗達安全脫離困境，新聞照片日後亦得以順利刊出。
暴動中自保 帶回印尼排華第一手畫面
80、90年代是個充滿變數的年代，現《中國時報》攝影中心主任黃子明，在這樣的動盪時代投身於攝影記者一職。自《中時晚報》創刊以來就進入《中國時報》，從菜鳥到主管，至今已有30年之久。
入行不到半年，黃子明就見證了「520農民運動」。他描述：「520群眾運動大概是台灣有史以來規模、時間，以及衝突的強度都最大的。示威者超過24小時不間斷地抗爭，警方、民眾扭打成一團。」
他說：「現在的群眾運動真的都很溫和了。」黃子明憶述當時經歷，指出運動前後共有39位媒體記者在混亂中受到攻擊。為了拍到畫面，甚至有記者受傷後包紮好傷口再回到現場，又被打得頭破血流。雖然沒有在採訪中受傷，但這次採訪經驗成了黃子明畢生難忘的經歷。
西元1998年印尼發生排華事件，他隨隊到印尼拍攝，再度踏入衝突現場。抵達那天，雅加達機場大廳充滿準備遠離印尼的華裔人士，除了不少台商，還有多家台灣報社記者。由於暴動越演越烈，在安全第一的原則下，各家報社召回自家的記者，以防在排華暴動中因華人身份受到波及。
當時黃子明與另一位文字記者決定留下，前往暴動最前線取得第一手報導。二人首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安全地從機場前往市區。
黃子明由逃出到機場的華人口中得知，當地華裔居民每人要付給警察100美金，才能請警察以警車護送他們到機場。然而當時亦有消息指出，排華暴亂乃由軍方發起，使兩位記者不敢輕信警方。最終他們決定搭計程車到市區，並挑了一位身形瘦小的司機，兩位記者認為，即使司機圖謀不軌，二人還能一起制伏他。
進入市區後，他們必須趕緊決定落腳處。車子在市區繞得越久，有著華人面容的他們就越容易被辨識出，甚至成為被攻擊的對象。「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」繞了一圈後，他們當機立斷下塌一棟被襲擊不久的五星級酒店。該酒店雖在遇襲後成了空城，但管理層為安全起見，僱佩槍保全駐守大門。
雖然鄰近新聞現場，但步行到暴動區採訪始終有風險。他僱用一個印尼裔小伙子，專門用機車載送他往返採訪現場與酒店。為防萬一，他更在與司機溝通後，把機車車牌號碼交給酒店。因車牌代表了司機的身分，若他出了什麼事沒有回來，酒店人員便可拿車牌去報案。
白天步步驚心地提防新聞現場可能出現的危機，晚上還得花大量時間把照片回傳，那時的攝影記者生活，多的是我們無法想像的限制。黃子明回想舊日工作經驗，當時攝影記者用的仍是底片相機，網路也尚未盛行。拍攝結束後得沖洗底片，再把照片傳真回報社。傳真一張照片的時間普通長達半小時，尤其在國外採訪，傳真時更可能受到訊號干擾，使照片受損，需要重新傳送。黃子明慨嘆：「很少人像我們這一代，經歷過從底片相機過渡到數位科技革命的日子。」
入行13年，黃子明拍攝過不少衝突現場，早已練就在採訪時保護自己的功夫。正是這些經驗使得他能在混亂中臨機應變，更成功在當時為台灣帶來第一手印尼社會與政局情況。
媒體生態變質 影像搶快難顯記者價值
走入事件第一現場，攝影記者用鏡頭帶領大眾看見真實。他們必須在自由受限的場所想盡辦法拍攝，更要在混亂現場冒著危險完成任務。任何影像，都不是隨意按下快門就唾手可得的。因為對工作的堅持，他們勇於面對並解決各種危機與突發。得來不易的畫面，是歷史的見證，是攝影記者的價值。然而，隨著媒體生態改變，攝影記者在現場越來越「安全」，畫面也越來越容易取得，他們應有的價值卻漸漸被抹滅。
咼昇軍、馬登洲為現任民視社會線攝影記者，從台灣電視新聞起飛的時代走到現在，兩人從自身角色出發，道出電視媒體生態的轉變。
「我們以前的年代，我為了跑新聞可以冒生命危險。」咼昇軍曾參與陳進興案，他抵達現場時僅有六個警察，半小時後其他媒體才大批湧進，包括同台的記者幫他送防彈背心。他躲在電線桿、汽車後面拍攝，緊張到連對焦都對不好，汗更滴在觀景窗中模糊了視窗。他也曾為了拍搖頭丸獨家新聞，自掏腰包新台幣1萬2000元，滲透進各個搖頭店。因為直闖現場的那份使命，讓他心甘情願為工作付出，也讓攝影記者工作產生了價值，他說：「以前我們當攝影記者是一種榮耀。」
如今攝影記者不再「危險」，馬登洲說，早期他們擁有很大的自由，直抵現場、參與警方攻堅。現今只能以「偶遇」（和當事人不期而遇）來拍攝，導致畫面都非常例行性、制式化。他以色情案為例，「警方會說幾點帶她們（從事色情業者）到廁所，那我們就幾點過去拍。」有時甚至到了門口，警方便直接向他索取隨身碟，將資料畫面存給他，根本不用拍攝。
「以前的攝影記者才叫記者，現在的攝影記者是被動式的。」咼昇軍指出，現今電視台主管全部由文字記者升上來，造成文字記者導向，攝影記者相對便受到限制。「以前是看畫面寫稿，現在是畫面對稿子塞。」馬登洲說，過去的記者各憑本事、擁有完整訓練，但現今已非如此。而當新聞內容受到限制時，攝影就得配合文字記者和長官，去製造畫面。
除了公司人事，電視新聞圈亦漸漸不重視影像。咼昇軍直言：「你要花兩分鐘看新聞，還是只要手機『噹』一下，就知道地震死了多少人？」科技發展衝擊攝影行業，觀眾不重視新聞畫質好壞，不在意運鏡技巧，不管畫面晃動或失焦，只要快速訊息就好。
隨著媒體環境轉變，為了搶快，監視錄影機、行車紀錄器畫面逐漸取代了攝影記者的鏡頭。「現在當攝影記者有時候覺得滿悲哀的。」馬登洲坦言：「以前都抱著一個觀念，我要把鏡頭當成觀眾的眼睛，我現在看到的這些事情，透過我的鏡頭，去轉達給觀眾看。可是現在，慢慢被抹滅了。」
面對現今處境，馬登洲表示，攝影記者不能侷限於跑制式的純淨新聞（見備註），必須不斷充實自己做專題的能力，並賦予作品深度，「要讓大眾看出社會為什麼需要我們這份工作。」咼昇軍則說，攝影是「攝影、剪輯、導演」三合一的工作，他相當重視「畫面語言」，若只是隨著文字講到什麼畫面便拍什麼並無太大意義，要去構想整體呈現。「鏡頭不是只有人眼睛看出去的視角。」他以拍攝陽明山小油坑為例，可以拿著攝影機在地上草叢內穿梭，撥開草叢後小油坑突然映入眼簾，藉由昆蟲視角體會自然的壯麗。
具備完整且專業的影像知識，攝影記者的作品不但跟著時事走，他們的豐富鏡頭更能帶領大眾看到世界的不同面貌。馬登洲說：「全台灣有多少攝影記者？但是真正能做出好作品的專題記者，全台灣沒幾個。」
備註：純淨新聞報導又稱客觀新聞報導，指一般在報紙上看到的報導。採用傳統新聞寫作手法，以事實構成內容，講求客觀及簡明敘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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