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2015年4月12日於政大大學報部落格發佈，可見：http://uonlineblog.blogspot.com/2015/04/blog-post_28.html
新聞描寫真實故事，但真實往往超出了新聞內容，只有記者才能直接感受到真正的震撼。採訪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但記者很難完全客觀看待，因為所見所聞接觸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事物，很難不被受訪者的心情牽動，也都希望自己的新聞可以為他們帶來改變。記者的報導讓大眾看到新消息，不過，報導對記者來說又是什麼？
即使報導 也無法改變什麼
記者的職責是利用客觀中立的報導，引導社會議題討論，促進改變。然而大學報國際版記者P（化名），卻感受到事實不一定如此。印度德里大學開放學習學院學生3月16日發起連署，要求副巿長改善教學資源分配不均問題。依照印度的教育體制，應屆考生排名未達前10%者無法就讀一般大學，10%至前30%之間者僅能進入非正規大學，「開放學習學院」即是其一。開放學習學院教學資源極度不足，學生的教科書皆為影印本，一年僅上八次實體授課。
「為什麼你們教育資源少？」「為什麼你們找市長抗議不找學校？」「教育資源少你希望能如何改善？」P的問題尖銳且直接，遭受訪者封鎖訊息。
為了完成報導，P另開一個新帳號後，也改變採訪方式，先和受訪者說聲不好意思，並詢問是否願意回答敏感問題，待對方答應後再提出問題，最後訪到三名受訪者。
（大家都知道開放學習學院沒有足夠的學習資源，但我選擇就讀只因為我沒有其他選擇了。）
其中一位受訪者告訴他，印度的教育資源被分配在排名較好的大學，而他也很想讀一般大學。但學生無從改變教育體制，所以才向市長抗議。「我跟受訪者說，希望你們抗議會成功，而他回我一句『hope so』。」P說，從受訪者的話語中感到沉重的無助，即便抗議，可能也無法改變什麼，他們擁有的資源還是那麼少。
「我對他感到不好意思。」P採訪後感到無奈，因為就算報導了也無法改變印度教育體制問題。即使報導曝光，但台灣與印度相隔遙遠，影響力有限，就算讀者知道了這件事又如何？很少人會捐款幫助印度學生或向政府抗議。
這些受訪者勞心回答記者突如其來的尖銳問題，P雖然感激也很關心他們，但與受訪者卻很難再有交集，他說：「可能我們的報導無從幫助到人。」
不能報導 一句話也有力量
曾擔任大學報國際版記者的L（化名）卻有不同的經歷。西元2014年10月16日，韓國湖原大學學生會聯合社區居民，號召了一場在群山市市政府廣場外的集會，抗議政府批准設置垃圾處理場。當日集會學生高掛示威橫幅，質問：「你們要把孩子硬塞進糞桶裡面嗎？」據悉，自1998年動物屠宰場及2006年家畜排洩物處理設施等相繼在區內落成，嚴重惡臭問題對區內居民及學生已造成雙重打擊。2007年，政府宣佈設置新的垃圾處理場，計畫在反對聲浪中被推翻，未料七年後政府卻重提舊案。
韓國NSPTV於10月16日集會後發佈的現場報導。內容報導群山市政府宣佈設置垃圾處理場的計畫，引發居民與湖原大學學生等超過1500人參與的大規模集會。集會人士高呼「市政府犯錯！學生受折磨！」等口號，要求市政府撤回廢棄物處理場的設置許可。
L不斷通過電郵或社群媒體聯絡官方、校方、學生等可能受訪者，卻都沒有得到正式回應，甚至湖原大學臉書專頁管理員對記者的提問也是「已讀」或消極回應。最後這篇新聞則因為資料來源和受訪者不足而胎死腹中，但記者L卻沒有因為稿子未出刊而灰心。
原來，當時L為了採訪而致電群山市政府。L表示，他事後推測，群山市政府可能聽到連「國外的媒體」都打來關心事件，因此召開了緊急會議，討論是否要安排代表接受這個「國外媒體」的訪問。截稿當日，L發現湖原大學學生會於臉書公告，「有賴校友意志堅定、團結發聲，所以成功換來市政府的明確回應，確定在沒有學生和居民同意的前提下，不會發展該廢棄物處理設備。」翌日L也接到了回郵，群山市政府表示很遺憾無法接受採訪。
「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記者工作的力量和價值。」L說。雖然這只是L自己的推測，認為群山市政府或許將「國外媒體」壓力納入考量，而正視並解決爭端，但無論真相如何，訴求得到回應，記者感到非常欣慰。
L說，這次經驗也讓她覺得，對社會而言，記者職業具有很深的使命感。記者擔當的角色不只是「傳聲筒」，即使媒體生態再如何不好，記者再怎麼不受尊重，但以記者身份說出的每一句話，都具有影響力。
因為報導 選擇成為旁觀者
日本知名評論家川本三郎曾先後任職於《週刊朝日》及《朝日雜誌》，著有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（My Back Pages），為一本講述記者經歷的回憶錄。背景為日本學運當道的60年代，大學生中興起陣陣反越戰、反體制、反美國帝國主義思潮。全書描寫他與受訪者的互動與對記者職業的省思。
川本三郎在大四時立志成為記者。當時，他看到一位日本自由攝影記者遠赴越南在砲火中記錄戰事，其英勇行動刺激學生參與反戰學運，讓川本三郎下定決心「就是想做那樣的工作」。
1969年東大安田講堂事件發生時，甫畢業的川本三郎還只是報社的工讀生，當前輩記者邀他一同前往現場採訪時，他滿腔熱血，迫不及待前去支持學生。
但是，記者與學生間，有很大的距離。
他跟抗爭學生身處相同時空，有著相同理念，但卻非同一個角色。身為記者的他站在大樓屋頂上，遠觀著學生和校內機動部隊的「攻防戰」，催淚瓦斯彈四射，石塊漫天飛舞。不過他配戴的採訪臂章，讓他可以自由進入安全地區，免於受到攻擊。
這樣的處境讓川本三郎感受到所謂的新聞客觀性、記者的「旁觀立場」。他不斷喃喃自語：「記者，你是誰？」「你只不過是個旁觀者而已。」
記者的工作是報導新聞，站在第一線他們的比任何人都能感受當事人的心情。而記者也是人，處在同一現場，心情也會有所波動，但這份工作經常要求「旁觀」。日本著名推理小說家橫山秀夫曾任職於「上毛報社」，任內經歷1985年發生的日航123號班機空難，全機524人僅四人生還，是飛安史上單一飛機空難事件中死傷人數最嚴重的事件。他將當時的記者經歷寫成小說《登山者》，其中的一段話道出了記者親臨災難現場的矛盾心情：
這是一份枯燥乏味的工作，即使不願意也要習慣人的往生。不論是誰、在何處以何種方式死去，這都只不過是工作，所以能夠和現實生活劃分得清清楚楚，寫書、處理事件的內容，再以報紙版面的形式呈現。對於事件帶來的刺激感到麻痺不是一種罪。只要待在那個地方，就不會被人拿來比較誰比誰有人性或薄情。
而楊仲揆所著的《實用廣播電視學》裡頭寫道，新聞工作者在轉播時須控制自己的情緒，雖然很難，但必須做到。因為記者就是大眾的眼睛和耳朵，故不能摻入個人情緒。他舉例，在蔣公移靈時，許多記者泣不成聲，雖然真實情感流露無可厚非，但上千萬的觀眾便不能經由他得知準確的現場狀況了。故一個好的記者要保持情緒平穩以完成任務，應完全投身於現場而保留激動的情感。
在《我》書中提及，川本三郎最終仍無法忍受旁觀者的角度，告知前輩他想先行離去，結果得到前輩如此回覆：「因為痛苦就不再看的話，是當不成記者的。」說來殘酷，記者的工作是盡可能的還原真實，但同時也必須盡力劃分自己真實情感與工作的界線。記者在新聞現場的所見所聞遠比報導內容更震撼，總是盡力呈現真實的他們，在採訪時掙扎、報導時煎熬，但這些背後的心路歷程卻鮮為人知。
參考資料
川本三郎（2011），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。
橫山秀夫（2006），登山者。
楊仲揆（1978），實用廣播電視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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